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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生物科技要做大做強 需推動源頭創新
http://www.10741244.com 2018-11-02 14:14:57 科技日報

  “近年來,中國的生物技術發展非常迅猛,連續五年在論文發表量和專利申請量位居世界第二位。但從整體水平來說,應該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,突出的表現還是缺乏原創性、顛覆性的技術成果和產品。”近日,在中國生物技術發展戰略國際研討會上,中國生物技術發展中心副主任沈建忠說。

  全球生物技術未來發展趨勢如何,中國生物技術究竟該如何發展?當天,在2018世界生命科學大會期間,主辦方邀請到諾貝爾獎獲得者、兩院院士、知名藥企從業者等為中國生物科技發展問診把脈。

  激發好奇心推動源頭創新

  “希望中國能夠更加重視激發年輕人的好奇心,有了好奇心他們才可能實現蛙跳式的發展。”輝瑞中國研發中心總經理趙大堯說。

  趙大堯的話一出,就得到了與會專家的一致認同。“除了好奇心,還要有勇氣。”中國工程院院士、南開大學校長曹雪濤說,青年時期往往是一個人最具創新力的黃金時期,對一些重大問題的創新負擔較少,在科技競爭夾縫當中,最有可能殺出一條血路來。

  基礎研究是生物技術的起點。在中國工程院院士、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詹啟敏看來,以備受關注的新藥創制為例,中國存在“兩頭弱”的問題,即原始創新和生物技術轉化為產品的能力較弱。究其原因?詹啟敏分析,這與當前的評價體制有很大關系,唯論文論,論文托舉著各種獎勵和帽子。在科技較為發達的國家,對科學家的評估,從來不是以論文為主要標準,而是更注重小同行的學術評議,其平常的學術報告、品德及科研能力等都是評價的要素。

  “十年磨一劍,與其發表一百篇的重復性論文,不如發一篇具有原創性的。”詹啟敏說,營造科學家探索未知、鼓勵原始創新的政策和環境非常重要,在科研管理上宜粗不宜細,應盡量減少耗費科學家精力和時間的各種評審和環節。當前,中國已向這個目標開始努力,并且初見成效。

  詹啟敏認為,科技成果產業化過程中的問題,很大因素也是政策不足造成的。政府鼓勵科學家做成果轉化,一定要有相應的保障支撐機制,幫助科學家規避轉化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。一個科學家,既要做科研、又要做老總,管理公司,這是很難做到的。“一個很好的科技管理政策,涉及到方方面面,一定要讓資源流向最好的科學家,使其能干事兒、干好事兒。”詹啟敏說。

  校企合作共推成果轉化

  “以色列之所以在科技創新方面比較成功,秘籍就在于校企合作,同時還得到了創投基金的支持。”2004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阿龍·切哈諾沃說。

  阿龍·切哈諾沃表示,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視保證了以色列的發展。在他所在的以色列海法市工學院,其申請的專利,如果被企業看中,專利一半的收入歸自己,另一半歸他所在的大學,這是一個很好的激勵機制,使個人的創造價值得到尊重。此外,還會有一定的協議,如對方可能一次性買下你的知識產權,也有可能是持續進行合作研發,在這個過程中,政府和學校就會發揮很大的作用,學校有自己的首席科學家,他可以調動很多的資金,去跟政府和企業合作,負責對接具體事宜。

  對政府來說,在這個過程中,既刺激了經濟發展,也獲得了收益。政府可能投資了九家企業,即使八家都失敗了,有一家成功其就不僅能夠收回自己所有的投資,而且還可以擁有這家新企業的股權,影響公司的商業決策。“再就是企業一般都會在大學設立孵化器,大二的學生就參與到具體的項目中,及早接觸市場,而且還會跟這些學生簽訂合同,以保證他們畢業后在企業工作至少五年,這就形成了一種良性的生態環境。”阿龍·切哈諾沃說。

  會上,中國科學院院士、復旦大學副校長金力表示,有數字表明,在基礎研究方面,中國與美國的投入差距還是很大的,同樣,政府在生物技術方面的總投入占比,中國也是較低的,遠遠低于美國、日本、法國、英國、澳大利亞等。“本來投入的總額就不夠大,而且還要分配到很多小規模的項目和試驗中,每一個項目分到的金額就更少了,根本沒有辦法做更深入的科學研究。”趙大堯說。

  因此,與會專家建議,政府要提高對科研整體的投入,而且不要撒胡椒面,要集中資金把一些優勢項目做好,保證項目的深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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